新冠疫情下美国政党极化探析

新冠疫情下美国政党极化探析

作者：周昊鲲 张玮

来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21年第03期

摘 要：特朗普当选总统至今美国正处于又一轮政党极化的高峰期，国会两党相互倾轧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常态。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美国，两党围绕总统大选，在公共卫生路线、防疫政策、外交政策等多领域展开竞争，但这只会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政治参与意识提高的选民势必会用选票选择美国的内政外交未来。

关键词：新冠疫情;政党极化;美国两党

一、美国政党极化的现状

（一）2016年总统大选凸显政党极化加剧

特朗普赢得大选被普遍看作是2016年世界头号“黑天鹅”事件。大选之前，媒体、学者普遍看好民主党建制派候选人希拉里，希拉里在党内获得了鼎力的支持，而且其选民相当稳定——中产阶级、女性群体以及少数族裔。希拉里的政纲符合美国的“政治正确”，也代表着民主党一贯的施政理念。相比之下，共和党激进派的候选人特朗普地产商人出身，属于纯粹的“政治素人”，其竞选纲领因为并不符合党内建制派主流的意识形态甚至遭到了本党精英的抵触，他对移民显而易见的反感态度、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过激言论、对气候议题的反科学表态，更是遭受了巨大争议。大选前的民调也对希拉里相当有利，虽然发生了诸如“邮件门”等不利于希拉里的丑闻，但直到公投前的11月3日，希拉里的45%的支持率仍领先特朗普的39%。

然而，大选的最终结果却是特朗普以巨大优势击败希拉里当选总统。根据统计结果，希拉里的总票数实际要比特朗普多132万余张，败选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大选特殊的选举人团制度。根据Edison Research深入分析特朗普的选民群体，发现白人群体，尤其是低学历、低收入的白人群体，还有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以及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还有郊区、农村人口，在特朗普得票中占据着高比重[1]。这说明，民主党推崇的“政治正确”无法为这些群体带来现实的政策倾斜，希拉里缺乏改革进取意识的政纲也并没有照顾到这些选民的利益，反而特朗普企业回流、限制移民、贸易保护等反全球化色彩濃厚的主张，有利于解决其支持者的就业问题，因此，平时并不受太多关注的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在关键时刻成了推动特朗普反败为胜的关键因素。

更令人们惊讶的是，选举结束后，美国多地爆发了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选举结果，这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与美国“胜者有风度，败者输得起”的选举政治文化背道而驰[2]。这也直观

地反映出，两党选民对待特朗普的态度有着极强的分裂性，民主党的支持者无法忍受一个白人至上、一个反女权主义者成为总统，他们认为，特朗普会导致美国种族主义泛滥，新移民群体的处境变得艰难，女性的社会地位会回落，社会道德与自由理念将遭到破坏。而共和党的选民则着眼于自身现实，白人蓝领阶层认为泛滥的政治正确只会使自己的处境在无人问津中更加艰难，民主党推崇的所谓“平等”只会造成实际上的不平等;资本家群体则秉持一贯的态度反对民主党针对富人的高税收。两党选民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处境方面截然相反，本身互相就难以感同身受，再加上前几任总统时期或者陷于两党政治斗争泥沼无法充分推行政改，或者实施的政策造成了新的矛盾，终于凭借特朗普胜选这个导火索彻底爆发了。

（二）特朗普第一任期两党相互倾轧（2017—2019）

2016年大选的结果凸显了美国的分裂，特朗普上任后，面对民主党的反扑以及落实竞选纲领的压力，不再像小布什和奥巴马那样曾试图团结两党，而是寻求共和党内部建制派的支持，扩大“特朗普联盟”。组建政府与内阁，任用了大批南方共和党政客;推倒重建奥巴马医改及能源政策、改革税收、退出各种国际组织与协定，这些措施最大程度地平衡了共和党内各派系的主张[3]。修建美墨边境墙防止非法移民进入、推进基建、采取多种举措吸引海外投资回流国内，这一系列行动是特朗普对政纲的落实，稳固了其选民的基础[4]。在施政过程中，特朗普商人式的管理风格使他频繁更换决策层同僚，逐渐将与他有意见相左之处的政客排除在核心圈外。经过党内整合，共和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特朗普党”。

失去执政党地位的民主党同时在参众两院也都属于少数党的一方，这使得在2017至2018年间民主党在政府、国会都处于弱势地位，无法对共和党构成有效的反击，只能依靠参议院议员以“冗长发言”的方法来阻碍共和党推行的立法。同时，利用大选中被爆出的“通俄门”事件做文章，对相关共和党人士比如特朗普任命的司法部长申塞斯提出指控，甚至对特朗普本人提出弹劾[5]。作为反击共和党则重新启动了对希拉里“邮件门”的调查。2018年中期选举民主党重新夺回众议院多数党席位，在多项议题上否决了共和党的提案。2019年9月爆出“通乌门”事件，特朗普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电话连线中威胁其调查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及其儿子，被民主党认为是背叛国家安全与选举公正，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启动弹劾特朗普的调查程序，并于12月18日在众议院通过，虽然最终被共和党占据的参议院投票否决，但两党之间撕破脸皮的对抗直观地展现在了全世界人面前。

二、新冠疫情下美国两党党争的领域

（一）2020年总统大选

新冠疫情恰逢大选年，对于特朗普而言，应对疫情是否得当，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支持率，可以说对特朗普是否能够成功连任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民主党而言，紧盯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漏洞，给选民刻画特朗普防疫不力的形象，自然是为赢得大选不容错失的良机。

疫情首先爆发于1月底的中国武汉，在美国全面爆发时已经步入3月，而且感染人数之多、波及全美范围之广，迅速让美国成为了实际上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特朗普因此受到了来自民主党势力的广泛质疑，认为在中国疫情爆发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共和党政府并未引起高度重视，如果采取果断的防疫措施本来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感染人数，但是特朗普本人并未意识到新冠病毒的危害性，认为只是普通的流感而已，总之，特朗普自身“反科学”的特质令其执政的弱点在疫情的冲击下暴露无遗，在科学界普遍预计疫情将持续一至两年的前提下，如果继续连任，会对美国公民的身体健康造成直接危害。而特朗普则反驳道，他早在二月初便已经下令封锁中美之间的航班，自己的防疫举措是优秀的，民主党正在将疫情政治化，他们设置了一个新骗局;特朗普之子小特朗普也声称民主党就希望病毒“杀死数百万人”好终结特朗普的任期。民主党同样不甘示弱，讽刺特朗普为了让任期内经济向好的势头不被疫情破坏以确保连任优势，急于重启复工，甚至不惜以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全为代价。

随后，国会两院虽然均通过了特朗普的应对疫情和经济救助法案，但民主党仍表示为特朗普政府的透明度感到担忧，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于4月初宣布成立专门委员会监督救济拨款的落实情况，并反驳共和党关于她将疫情政治化的言论，称这么做只是为了使纳税人的钱使用起来“明亮”。共和党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康奈尔则为总统辩护，认为总统做的工作卓有成效，民主党试图将特朗普所有的努力都变成他的政治责任。

总体来看，共和党与民主党虽然在出台抗疫立法方面能够达成一致，但大选年两党的竞争关系注定了两党之间会千方百计地去约束和指责对方，无限放大对方在言论上或者在举措上的哪怕是微小的失误，给予政治对手最沉重的打击。

（二）公共卫生路线与疫情政策

新冠疫情还暴露出美国两党在搭建公共卫生体系方面的差异。奥巴马在任时期签署的《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通称“奥巴马医改”）是当届国会关于医疗改革的主要立法。医改主张将美国全民纳入医保体系，除宗教信仰和经济困难外每个人都购买保险，试图将3000万没有医保的美国公民纳入了医保的覆盖范围。特朗普上台后主张将其废除，签署了《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缩小了强制纳保群体的范围，实质上架空了奥巴马医改的作用。两党在公共卫生政策议题上的差异实质上反映的是“自由”与“平等”价值立场的区别，秉持“自由”观念的共和党认为应当最大化还市场以自发秩序，政府不该过多干涉，“劫富济贫”式的奥巴马医改是对高收入群体财富的强制剥夺，是搞“社会主义”;而秉持“平等”观念的民主党志向在于缩小贫富分化，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解决低收入阶层看病难的问题。随着疫情在美国蔓延，特朗普法案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大量无法自行担负商业医疗保险的低收入群体，居住环境人多且狭小，感染几率大，但是感染后却无力承担检测和治疗的费用，死亡率和传染率都较其他群体更高;而高收入者却能够转移至乡村人少地偏的地方避免感染风险。因此偏向民主党的媒体声讨特朗普的一个理由就是他的政策造成了人道灾难，就连桑德斯在退选之前也把“全民医保”列入了选举纲领。

如前文所言，在疫情蔓延到美国之前，特朗普一直对局面的严重性预估不足，除了“反科学”个性的另一个原因是不愿意因防疫而人为中断向好的经济势头影响选情。即便是在本土疫情爆发的情况下，特朗普一方面试图把自己打造成抗疫领袖性质的“战时总统”，一方面其政策倾向主要还是侧重保障经济的考量，甚至一度指望在4月12日复活节之际复工复产，但疫情发展无法实施。与民主党主张将资金投入到低收入者就诊和防疫物资生产线不同，特朗普偏向于保障企业资金供应链不中断。拜登竞选团队企图利用特朗普抗疫“失策”打造拜登领导力强的形象，他们拟定的竞选备忘录围绕4点要素攻击特朗普，其中两个分别是“只关注企业”、“向利益集团屈服”。[6]作为反击，特朗普团队指责拜登当初反对特朗普对华禁航，说拜登要照顾儿子的“在华经济利益”，称呼其“北京拜登”。

（三）外交政策

新冠疫情使全世界都陷入了一种非常态化的运转方式之中，对国际关系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就美国自身而言，疫情首先给国内经济造成极大打击;其次，大量的感染人数和每日激增的病例有损美国的国际形象;再者，政府防疫措施难以充分在各个州执行，突显出美国联邦政府对州政府影响力有限并且央地关系的不和谐的政治体制弊端，使美国软实力受到的挫败[7]。解决国内问题自顾不暇也导致了外事领域的疲软。

很大程度上，美国在这次面对疫情上缺乏国际领导力，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对外战略上采取收缩战略的恶果。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彼时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秉持世界主义理念，不仅派遣了大約3000名军事人员前往西非协调救援行动，还调动了一支包含了众多美国顶尖科学家的防疫团队，凭借一套完整的防疫体系，有效地压制了当年的埃博拉疫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然而，以反科学著称的特朗普解散了这支功勋卓著的团队，不仅使得全球疫情爆发初期无法做出正确及时的警示提醒，更不用说领导欧洲、日、韩盟友合力抗疫，还直接导致了美国本土疫情的大爆发。虽然特朗普迫于压力重新恢复了这支防疫团队的建制，但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巨大损失业已形成。正是由于这种因素，奥巴马抨击特朗普应对疫情的措施是“混乱的灾难”，声称拜登才是带领美国度过疫情的最佳人选。因此，两党两任总统先后在对待疫情的上的区别，也可以看作是两党外交理念上的差异。

面对国内外抗击疫情不力的指责，特朗通过两种方式转移压力。其一是指责中国。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指责中国隐瞒疫情导致新冠病毒向全世界扩散，同时认为中国垄断了防疫物资市场，从中牟取暴利。其二是对世界卫生组织采取强硬手段。特朗普认为世卫组织帮助中国隐瞒疫情，向美国传递了错误的信息，美国没有必要继续与其合作，于是4月份宣布暂停向世卫组织拨款，直至对该组织在疫情初期应对是否得当的评估完成为止，7月6日更是宣布退出世卫组织。“退群”现象是特朗普就任总统迄今为止的一种常态，奉行单边主义外交策略的特朗普对于基于国际组织基础上的多边合作方式一向不感兴趣，世卫组织虽然原本并不在特朗普的“退群名单”上，但在全球疫情大爆发的背景下，特朗普自然倾向于认为世卫组织已经沦为非西方国家操纵的尸位素餐的国际机构，美国作为每年向其提供经费最多的国家，继续留下只

会反受其害，所以，退出世卫组织完全符合特朗普一贯的外交作风。但是，奉行多边主义外交策略的民主党认为，无论东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有多么大，也不应该破坏某些领域的国际合作，对于美国而言，最需要做的是重新发挥国际领导才能，在国际组织的舞台上与中国、俄罗斯等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展开多领域的竞争，这与特朗普的外交理念又有着根本上的对立。因此拜登明确表示，他将在入主白宫后的第一天立即恢复美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地位。

三、新冠疫情下美国政党极化的影响

（一）美国社会更加分裂

随后，国会两院虽然均通过了特朗普的应对疫情和经济救助法案，但民主党仍表示为特朗普政府的透明度感到担忧，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于4月初宣布成立专门委员会监督救济拨款的落实情况，并反驳共和党关于她将疫情政治化的言论，称这么做只是为了使纳税人的钱使用起来“明亮”。共和党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康奈尔则为总统辩护，认为总统做的工作卓有成效，民主党试图将特朗普所有的努力都变成他的政治责任。

总体来看，共和党与民主党虽然在出台抗疫立法方面能够达成一致，但大选年两党的竞争关系注定了两党之间会千方百计地去约束和指责对方，无限放大对方在言论上或者在举措上的哪怕是微小的失误，给予政治对手最沉重的打击。

（二）公共卫生路线与疫情政策

新冠疫情还暴露出美国两党在搭建公共卫生体系方面的差异。奥巴马在任时期签署的《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通称“奥巴马医改”）是当届国会关于医疗改革的主要立法。医改主张将美国全民纳入医保体系，除宗教信仰和经济困难外每个人都购买保险，试图将3000万没有医保的美国公民纳入了医保的覆盖范围。特朗普上台后主张将其废除，签署了《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缩小了强制纳保群体的范围，实质上架空了奥巴马医改的作用。两党在公共卫生政策议题上的差异实质上反映的是“自由”与“平等”价值立场的区别，秉持“自由”观念的共和党认为应当最大化还市场以自发秩序，政府不该过多干涉，“劫富济贫”式的奥巴马医改是对高收入群体财富的强制剥夺，是搞“社会主义”;而秉持“平等”观念的民主党志向在于缩小贫富分化，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解决低收入阶层看病难的问题。随着疫情在美国蔓延，特朗普法案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大量无法自行担负商业医疗保险的低收入群体，居住环境人多且狭小，感染几率大，但是感染后却无力承担检测和治疗的费用，死亡率和传染率都较其他群体更高;而高收入者却能够转移至乡村人少地偏的地方避免感染风险。因此偏向民主党的媒体声讨特朗普的一个理由就是他的政策造成了人道灾难，就连桑德斯在退选之前也把“全民医保”列入了选举纲领。

如前文所言，在疫情蔓延到美国之前，特朗普一直对局面的严重性预估不足，除了“反科学”个性的另一个原因是不愿意因防疫而人为中断向好的经济势头影响选情。即便是在本土疫情爆发的情况下，特朗普一方面试图把自己打造成抗疫领袖性质的“战时总统”，一方面其政策倾向主要还是侧重保障经济的考量，甚至一度指望在4月12日复活节之际复工复产，但疫情发展无法实施。与民主党主张将资金投入到低收入者就诊和防疫物资生产线不同，特朗普偏向于保障企业资金供应链不中断。拜登竞选团队企图利用特朗普抗疫“失策”打造拜登领导力强的形象，他们拟定的竞选备忘录围绕4点要素攻击特朗普，其中两个分别是“只关注企业”、“向利益集团屈服”。[6]作为反击，特朗普团队指责拜登当初反对特朗普对华禁航，说拜登要照顾儿子的“在华经济利益”，称呼其“北京拜登”。

（三）外交政策

新冠疫情使全世界都陷入了一种非常态化的运转方式之中，对国际关系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就美国自身而言，疫情首先给国内经济造成极大打击;其次，大量的感染人数和每日激增的病例有损美国的国际形象;再者，政府防疫措施难以充分在各个州执行，突显出美国联邦政府对州政府影响力有限并且央地关系的不和谐的政治体制弊端，使美国软实力受到的挫败[7]。解决国内问题自顾不暇也导致了外事领域的疲软。

很大程度上，美国在这次面对疫情上缺乏国际领导力，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对外战略上采取收缩战略的恶果。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彼时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秉持世界主义理念，不仅派遣了大约3000名军事人员前往西非协调救援行动，还调动了一支包含了众多美国顶尖科学家的防疫团队，凭借一套完整的防疫体系，有效地压制了当年的埃博拉疫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然而，以反科学著称的特朗普解散了这支功勋卓著的团队，不仅使得全球疫情爆发初期无法做出正确及时的警示提醒，更不用说领导欧洲、日、韩盟友合力抗疫，还直接导致了美国本土疫情的大爆发。虽然特朗普迫于压力重新恢复了这支防疫团队的建制，但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巨大损失业已形成。正是由于这种因素，奥巴马抨击特朗普应对疫情的措施是“混乱的灾难”，声称拜登才是带领美国度过疫情的最佳人选。因此，两党两任总统先后在对待疫情的上的区别，也可以看作是两党外交理念上的差异。

面对国内外抗击疫情不力的指责，特朗通过两种方式转移压力。其一是指责中国。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指责中国隐瞒疫情导致新冠病毒向全世界扩散，同时认为中国垄断了防疫物资市场，从中牟取暴利。其二是对世界卫生组织采取强硬手段。特朗普认为世卫组织帮助中国隐瞒疫情，向美国传递了错误的信息，美国没有必要继续与其合作，于是4月份宣布暂停向世卫组织拨款，直至对该组织在疫情初期应对是否得当的评估完成为止，7月6日更是宣布退出世卫组织。“退群”现象是特朗普就任总统迄今为止的一种常态，奉行单边主义外交策略的特朗普对于基于国际组织基础上的多边合作方式一向不感兴趣，世卫组织虽然原本并不在特朗普的“退群名单”上，但在全球疫情大爆发的背景下，特朗普自然倾向于认为世卫组织已经沦为非西方国家操纵的尸位素餐的国际机构，美国作为每年向其提供经费最多的国家，继续留下只

会反受其害，所以，退出世卫组织完全符合特朗普一贯的外交作风。但是，奉行多边主义外交策略的民主党认为，无论东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有多么大，也不應该破坏某些领域的国际合作，对于美国而言，最需要做的是重新发挥国际领导才能，在国际组织的舞台上与中国、俄罗斯等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展开多领域的竞争，这与特朗普的外交理念又有着根本上的对立。因此拜登明确表示，他将在入主白宫后的第一天立即恢复美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地位。

三、新冠疫情下美国政党极化的影响

（一）美国社会更加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