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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9日发(作者:基于jtag)
孟子讲演录(第七讲共十讲)——牟宗三
《孟子?告子章句上》自“乃若其情”,至“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这一段是正文,正面的主张,“性善”的主张就在这里提出来。下面从各方面反复说明。
紧接着正文的一大段从哪个地方说明呢?从“性善”的这个“性”,或者说从义理之心的这个“心”有普遍性来说明,孟子以“同类”这个观念来说明这个普遍性。人人都有,凡是人类都有,不管是尧舜,或是桀纣,同有一样的义理之心。那么,同有就表示这个义理之心是普遍的。用西方哲学的词语说,这就是义理之心的普遍性。普遍性就是universality。
你们要会使用universality这个词。他从类这个观念来说明普遍性,因为类就是一般的,不单单是这一个人、那一个人,凡是属于人的通通在内。所以,类代表一般性。从其所以可使我们说一般,就是它后面有一个普遍的根据。在根据那个地方就说“普遍”。这两个字有时候混用,是差不多;有时候是有分别,严格讲是有分别。
General是一个一般性的形容词,generality就是“一般性”。“普遍性”是universality。“普遍性”与“一般性”不同,分别在哪里呢?这个分别要念逻辑才能懂。假若不念逻辑,马马虎虎的,这两个词也可以相通。
“一般性”是从概括化而来。而universality、universal的东西是不能概括化的。譬如,数目“2”,这不是一个general concept,这个不能用generalization。你可以说,“2”是我们看见世间上有两颗桃子、两枝粉笔、两个指头,所有两个东西的东西我都概括起来,抽象地说“2”。这种讲法的数目“2”是对数学不了解,这种讲法只能说是对数目“2”的一个经验的说明。用经验的事例来说明这个数目“2”,而数目“2”这个概念的成立不由有两个指头、两颗桃子、两枝粉笔而成立。天地间即使没有两个指头、两颗桃子、两粉笔,数目“2”还是数目“2”。这表示数学中的数目“2”并不是通过概括化而来的。
凡是可以由经验概括化出来的东西,只能有概括性,而没有普遍性。所以,概括化的东西一定跟归纳法(induction)合在一起。说generalization,都是说inductive generalization。既然是induction,它后面的根据就是经验的,这个概括化的一般性后面的根据就是经验的,没有绝对性。经验的就是相对的。但是,数学的数目“2”并不靠世界上有两个指头、两枝粉笔。世界没有了,数目字“2”还是2。这是对于数学的恰当的了解。所以,依照西方的想法,数目一定是abstract,一定是纯粹形式的(pure formal)东西,而且进一步说,它是先验的,不靠经验的。这个不靠经验的数目“2”是普遍的(universal),这里不能用general这个字。
孟子讲“性善”,这个义理之心所表示的“性”就着人类讲是普遍的,这个普遍是绝对普遍。不管你是甚么人,只要你是人,你就有这个性。尽管现实上有尧舜的差别,也有桀纣的差别。但是,这个本性是人人都有的。你所以成为桀纣,是因为你的本性没有显出来。所以,“本性”这个概念不是经过经验归纳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我固有之也”就是说它是先天的,这是说它的先验性。因此,它的普遍或只能用universality这个字,只能说普遍性,不能说一般性。
康德扩大讲,他不一定限于human being(人类)讲,因为human being还是现实上的,有时候他不一定限于现实上的human
being讲。康德扩大到所有的理性存有(rational being)讲,rational being多得很,也许有些rational being是这个世界里没有的,我们没有看见过他们。但是,只要是rational being,他就有这个义理之心,你就要承认他性善。孟子举例,那是从我们眼前知道的“类”来讲,照人讲,那就是人类,但是,你要知道,孟子所讲的“类”就等于康德所说的all rational being。
譬如,佛教讲“众生”不单指“人”说。人是六道众生之一。六道众生里面,人、天、阿修罗是三善途;地狱、饿鬼、畜生是三恶途。人、天、阿修罗都是理性存有。没有人知道阿修罗在哪里,那是看不见的。三恶途里面有不属于理性存有,也有属于理性存有。地狱、饿
鬼虽然苦得很,但不妨碍他们是理性的存有。畜生就不同了,畜生就是animal,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禽兽”。畜生是个living being,牠有生命,但很难说牠有理性。也许佛教的想法不一样,这得问问念佛的人。畜生究竟有没有意志?有意志就有理性。我想:动物大概不会有理性。但你不能担保牠永远不能有理性。只是说在宇宙演化的现阶段中牠没有理性。所以,rational being是很广泛的。
假定你是rational being,你就有义理之心这个本性,那么,这个义理之心的普遍性只能用universal这个字,不能用general。你们要会使用这些名词。要恰当地使用这些名词,你的思考才是严格的。你先做逻辑分析,然后做语言分析,一层一层都需要的。这些你都要懂,才能做其它的分析。
孟子接下去说一大套,很容易懂,文章很通。战国时代就有这种文章,说理这样清楚,不违反逻辑,不犯逻辑的毛病。这不容易呀。
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麦,播种而 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章句上》)
“凡同类者举相似也。”这个地方指出的“相似”所表示的那个普遍的东西就是普遍性。孟子接着又举例,说:
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孟子在这里点出义理之心。孟子所说“恻隐之心”是纯以理言。
所以,有人说孟子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情感,这是对孟子言心没有了解。“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这些句子要仔细衡量,要了解恰当。孟子是古人,他说话简单一点,没有像现代哲学那样详细分析。但是所说的都中肯。
“富岁子弟多赖。”朱子注:赖,藉也。丰年,人多有所凭借。生活太富裕,腐败就来了。还有另一个讲法,“赖”就是懒的意思。富岁子弟当然就懒。这个讲法也通。“凶岁子弟多暴。”假如凶年收成不好,人就暴戾。这是另一个极端。那么,富岁子弟为甚么就表现多赖,凶岁子弟就表现多暴呢?孟子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上天赋予你的才有差别。“才”是始初之质,作“性”讲,它是个虚位字。“才”不是才能之“才”。假如作“才能”讲,那么,才能有不同呀。
所以“多赖”、“多暴”,是你陷溺你的心而使你如此。你本来有义理之心,但是由于环境影响,你的仁义之心表现不出来,陷落了。陷落了就不能呈现。故孟子说:“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一旦你把你的本心表现出来,通通可以做圣人,所以这就涵着说:“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表面的差别不在乎的。下面孟子再举一例说明本有的始初之质的普遍性。
孟子以大麦为例,播下种子,以土覆之,如果土壤是一样的,栽种的时候也同,自然地蓬蓬勃勃发芽生长。到了夏至的时候,都可以成熟。(“日至”一词,朱子有另解。朱注云:“日至之时,谓当成熟之期也。”这也不算错。)至于有不同,则是因为土壤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总起来讲,这些都是后天条件之不同。但是,先天的种子本身一定会生长,都是一样的。就道德行为讲,我们的义理之心的那个性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在富岁子弟,或在凶岁子弟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在尧舜,或是在桀纣都是一样的。结果有富岁子弟与凶岁子弟的不同,尧舜与桀纣的不同,这不同是后天的。所以,关于这种问题一定要两面都照顾到。
假定你只注意到后天环境、情况的不同,那就是经验主义。经验
主义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无效。说明经验性的东西就是经验主义。但是,有些东西不是经验所能说明的时候,理性主义就出现了。讲道德(morality)这个问题一定要采取理性主义,它不能用经验主义。此外数目也不是经验所能说明的。
采取经验主义讲道德的是哪一派思想呢?快乐主义、功利主义都是经验主义的。“快乐”是甚么呢?快乐就是这个东西能满足我们的某一种欲望机能,使我们某一种欲望机能很舒服,这就是好的。假如它不能满足我的欲望机能,它使我痛苦,那它就是坏的。那么,这样来决定道德上的善,那怎么行呢?因为满足个人的欲望机能,使人或者痛苦,或者快乐,各人不一样呀。这样一来,道德没有普遍性。
或者说,依照功利主义,英国人的utility,甚么是好呢?于我有利就是好的。但是,于你有利,于我不一定有利嘛。所以,道德没有标准。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这就完了。所以,道德不能用经验主义说明的。它有经验,但经验只帮助你后天的条件。不是说我有了“性善”之性,我马上就是圣人。既然尧舜与桀纣都有善性,为甚么有尧舜与桀纣的差别呢?所以,“性善”是说这个“性”不是从经验来的,它还要顾及到后天的关系,就是它的表现。所以,它是两面。经验主义说道德,那一面没有了,结果是对道德不能说明。这种道理,我们的古人都很清楚。现在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还在讲快乐主义、功利主义,都是废话。
英国的经验主义,像洛克、休谟、贝克莱。洛克说我们人心像一张白纸一样。染于红则红,染于黄则黄。原来甚么也没有,后来所有的都是从经验来的。但是,理性主义说我们人心中有内在而固有的观念(inner idea)。理性主义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莱布尼兹、笛卡儿,他们都主张我们人类有inner idea。inner idea这个名词就很合乎孟子所说“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理性主义所说的inner idea,翻译成中文就是那些内在而固有的观念。
譬如,照莱布尼兹的说法,甚么是内在而固有的呢?他们举甚么例呢?一个是数学′一个是道德。就是这两个,他们就成功理性主义(rationalism)。数学就包括逻辑。从数学讲,譬如,2+2=4。这
个命题的成立不是依靠于经验来决定它是真或假。所以,这个命题的成立不是从经验来。甚么命题依靠经验来决定它的真假呢?综和命题。“2十2=4”这个数学命题是分析命题。理性主义说数学命题是分析命题,这个理性主义说得对。理性主义说数学命题是分析命题,而且是必然的真。“必然的真”是甚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反面不可能。分析命题就是必然性的命题,必然性的命题是甚么意思呢?就是它的真或假只靠逻辑法则来决定。甚么叫“它的反面不可能”呢?就是自相矛盾。自相矛盾就是不可能,“不可能”就由自相矛盾来规定。这是一定的。
平常我们从主观愿望、加重语气说的“必然”,不是分析命题的必然性。譬如,我们说“抗战必胜!”,那个“必”没有逻辑的必然性,结果我们抗战胜利了,但那不是拿逻辑来衡量。你说“抗战无望。”那也不通。这种不通叫做陷于逻辑的不通。这个不属于logical,不能拿概然率来衡量。这个属于will。必然性有两种,“抗战必胜”是属于will。
它的反面不可能,那是属于分析命题,它的真或假都用矛盾律来决定,也就是用逻辑法则来决定。用矛盾律来决定,它的真就是必然的真,它的假就是不可能,只有这两种情形。“2十2=4”,其反面不可能。所以,这个命题是必然地真,而且是分析的(analytic)。尽管康德也讲这个是synthetic,那是另一个意思,康德也承认它是分析的,它是双重性。康德不是说你说是分析的,我说是综和的,那成了相冲突。康德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一般人不了解。我们首先客观地了解它是分析的,这个康德也承认。他说它是综和的,那是另一层意思。所以,康德说每一个数学命题有双重性,他并不是否定它的分析性。
那么,哪一种命题它的反面是可能的呢?你能举一个例吗?这很容易,稍为念一下逻辑,马上就可以举出来。所以,你们逻辑训练不够。找那么些老师来教你们逻辑,那也没有用的。因为那些教逻辑的先生都是好高骛远。这些是基础训练,任何人也不能反对的。举例说,“这枝粉笔是白的。”这个命题其反面是可能的。“这枝粉笔不是白的。”这是可能的。“今天不下雨。”这个命题其反面也是可能的。
因为今天可能不下雨。凡是经验的命题,其反面是可能的。天气古怪得很,现在不下雨,很可能下一刻就下雨。那么,究竟今天是下雨,或是不下雨呢?要看一看。看就要靠经验,看就是经验。你不看一看,怎么能够凭空说今天下雨或不下雨呢?所以,“今天下雨。”这句话就是经验命题。经验命题不是分析的,它是综和的。就是说,“下雨”这个决定与“今天”连在一起,这是综和地连在一起,从“今天”这个概念分析不出“下雨”来。所以,它是一个经验综和命题。经验综和命题之真不是必然的,只是概然的。如果今天真的下雨了,我们说今天下雨,那是实然的。譬如说,“太阳从东方出。”太阳今天是从东方出,但明天太阳不从东方出,这是可能的。它可能到甚么程度呢?那就是概然的问题。所以,科学命题是概然(probability)。科学命题的真都是概然的真,大概如此。有时候概然率很高,概然率很高,那就几乎是一定的,但还不是一定的。
数学命题,譬如“2十2=4”,其概然率等于1。但科学命题的概然率永远不能等于1,它趋向certainty,但永远不能达到certainty(一定)。“2=2=4”是一定的,真假值是1。“不可能的”就是真假值等于O。概然率就是O至1之间,从O起往前进。这是科学方法的基本概念。这就是所谓经验命题。
当初莱布尼兹、笛卡儿讲我们有inner idea,首先举数学命题这个例。数学命题不从经验来,那么,它从哪里来?当然是我们理性本有的。我们理性本有idea,这就叫做inner idea。Inner idea就是说,这些观念不依靠于经验,也不是经验来的,它的真或假,它的成立性不依靠经验。既然不依靠经验,所以,这个观念不是从经验抽象出来。洛克经验主义就反对这个inner idea,他说没有这个ilmer idea,一切都从经验来,我们内心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一无内容。你们要从西方哲学学习思考,一定要从这些地方入手,他们就只有这几个观念,就从这几个观念来回转。中国在这方面不十分注意。
再举一个例,那就是道德律(moral law)。再有就是逻辑法则;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这些都是我们人类的inner idea,都是我们理性之心中所本有的一些观念。这都是先天的。理性主义就是这样
讲。他们所谓“先天”是甚么意思呢?那是说它是理性的,不是经验的。就是说它的真假不依靠于经验来决定。靠甚么决定呢?只靠逻辑法则就可以决定。既然它的真假不依靠经验来决定,所以,这个命题不是从经验归纳而成的。这个地方,理性主义抓住了要点。但经验主义者不懂这一套,他们反对莱布尼兹那一套。
洛克怎么反对莱布尼兹那一套呢?他批驳理性主义那一套才成功经验主义呀。他有一个理由才成一个主张。这些你们一定要懂,要不然你连西方哲学的常识也不够。他的基本原则是心如白纸,心是空空洞洞的,任何内容也没有。既然心没有任何内容,那么,所有内容都是从后天来的。譬如,数目字“2”,以及“2+2=4”这个数学命题,都是从经验来的。
洛克怎么说明数目字“2”是从经验来呢?譬如,我今天看见两枝粉笔、两个指头、两颗桃子,把所有两个的东西总起来,抽掉那个东西,就剩下一个数字“2”。这就是对于数目的经验主义的说明。现在已经没有人采用这个说法,现代的经验主义也不采用这个说法了。所以,那个老经验主义的说法是不行的。现在英国人,如罗素,他也不赞成这种说法。经验主义说明数学不行了,垮掉了。现在没有人相信了。但是,也不是说经验主义完全是错。
经验主义对于逻辑也有一个说明;我心中原来一无所有,我后来才知道甚么叫做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我小孩的时候哪里知道呢?既然小孩的时候不知道,可见这些逻辑法则是从经验来的。这也很振振有词。中国人也总以为经验主义很有道理,是不错。理性主义说明数学的说法程度很高,这个中国人不太容易懂的。所以,西方人说中国人没有抽象的思考。就是这个道理。
经验主义看起来说得头头是道。小孩能懂得“2+2=4”吗?小孩开始的时候不识数目,你教小孩认识数目,先得教他一个、两个,拿指头作例。小孩到一定岁数才能认识数目。经验主义从这个立场上讲。你说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这些逻辑法则有必然性。我问你:甚么叫做同一律?然者然,凡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也就是A=A。这就是同一律。A=A,这个小孩懂吗?假定问懂不懂矛盾律、同一律、排
中律,不但小孩不懂,你们也不懂。同一律比较容易懂,矛盾律、排中律你更不懂。要是从懂的立场讲,那一定是经验主义。
但是,经验主义的那个立场对于说明道德、逻辑、数学没有帮助,根本不相干。你那个是学习的立场,学习这个东西与这个东西本身的成立是两回事、是两个问题。这个分别要靠高度的思考。所以,碰到逻辑的问题、数学的问题、道德的问题,一定要两面兼顾。经验的说明甚么事情。先验的,内在而固有的,它的绝对普遍性不是从经验归纳得来的,这又是说的哪一回事?一定要从两个角度说明,一定要两面兼顾。
我要说性善,这个“性”就是普遍性,这个地方要用universality,不能用generality。尧舜、桀纣都有这个“性”。既然尧舜、桀纣都有这个“性”,那么,为甚么有尧舜与桀纣的差别呢?这就要顾及后天的情况,环境、教育等等因素都进来了。这是两个立场。
后天的情况、教育、环境,这些种种的差别不是义理之心本身的being的问题,不是义理之心本身的存有问题。存有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形成问题。
譬如,白的概念、粉笔的概念,这是经验所形成的,所以,白、粉笔是经验的概念。数目“2”不是个经验概念。数目“2”可以通过两个指头、两枝粉笔来说明,但它本身的存有,它本身的形成不靠这两个指头、两个粉笔。但是,粉笔这个概念就要靠有粉笔,这就是经验概念。
逻辑法则、数学命题、道德法则本身存有的问题,是自存、自成。所以,它是终极的(ultimate)。终极的东西就是照体独立,良知也是如此,良知不是从经验形成,它那个“有”是自有。假定它可以从别的东西传授给你,那就不是良知了。既然叫做“良知”,那么,这个东西就不是从经验来,但它可以通过经验显现。所以,这就是两个问题。碰到这种问题,光是经验主义就不能说明。经验主义不能说明它本身的存有问题。但是,光肯定一个本身自有的东西,你自己不努力,不在种种的环境中表现,那也没有用。所以,也要照顾到经验的环境、情况、教育。这是表现的问题。一个是它本身的存有问题,一
个是它的表现问题。这是两个问题。这样就分开了。
说明道德、说明数学、说明逻辑、说明良知、说明性善,佛教里面说明佛性、般若、菩提。这都是同一类的,同一个头脑。经验主义不承认这些,甚么叫做般若?般若在哪里?我没有看见。甚么叫做良知?我不知道。这就成了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再往下走就是唯物论出来了。所以唯物论最讨厌讲这些东西,它反道德、反宗教。他们的哲学训练差得很,所以浅薄无聊、害天下。
洛克所重视的是它本身的表现问题,他是从学习的过程说。所以,洛克的头脑不行。英国人总是这样的,他们在这方面总是不够的。不过现在有所进步了,罗素是英国人,他讲一般的知识还是经验主义,还是实在论,但是他讲逻辑、讲数学不是经验主义的讲法。
所以,讲道德问题一定要讲两面。一方面讲性善,另一方面要说明,既然性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为甚么你没有成尧舜呢?为甚么我没有成尧舜呢?这两方面都要有。任何一面都不可缺,单一面不行的。性善那个地方说人的普遍性;从为甚么有尧舜与桀纣的差别那个地方说人的差别性。差别性与普遍性同时说明。人有差别性,就是同是圣人,也有尧、舜、孔夫子、文王的不同。也有耶稣、释迦牟尼的不同。这就是个性。个性、差别性就从这个地方说。个性、差别性寄托在哪里呢?在气,在气的不同。从义理之性那个地方说同、说普遍性。从理这个地方讲理想;从气那个地方讲现实。从气讲差别性,多姿多彩。儒家也重视个人的姿彩,承认个体。抹杀个体性的话,那就没有差别性了。
没有普遍性不能讲理想。但是,没有差别性也不能说明现实的不同。严格地说,理想主义一定是理性的、道德的。浪漫的理想主义不行呀,尼采那个浪漫的理想主义一定是强凌弱、众暴寡。尼采是右倾的浪漫理想主义,还有一类是左倾的浪漫理想主义。左倾的浪漫理想主义到处横冲直撞,自以为是理想,事实上是在那里发疯。表面上它是个理想主义。但它那个普遍性不是真正的普遍性。
理想都寄托于普遍性。但是,浪漫的理想主义的那个普遍性不是真正的普遍性(real universality)。唯物主义所表现的普遍性不是真
正的普遍性,在那个地方找不出普遍性来,它那个“大同”、“未来的天国”本来是漆黑一团。它是个理想的影子,它不是理想。它是shadow of ideal,不是ideal。那个一刀切的大同是荒凉的大同,甚么也没有。你要看到这一点,你才不为它所骗,要不然你永远受骗,永远说不明白,非得等你自己亲自经验到了。但是,等你经验到,完了,出不来了。就是这么一个paradox。所以,讲道理一定要两面,稍微差一点完全不行。一下就出毛病。
这个就是个体性与普遍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时代的问题整个就是这个问题。这是哲学的(philosophical)问题。自由世界重视个体性,但是,自由世界不只是个体性,它后面presuppose有它的universality。可是现实上表现不出来。假若它后面没有一个universality,不能创造出自由世界的文明。但一般人看不到,光看到自由世界的毛病。看到现实上有这么多罪恶,为甚么有这么多罪恶呢?因为自私自利,有个体性的差别、家庭的分别,种种分别造成阶级的对立。要天下太平,最好是把这些差别取消,把现实的差别一刀平不是最好吗?一刀平,差别没有了,阶级也没有了。那么,这算甚么普遍性呢?由此我们可以思考,真的普遍性如何来讲。
没有普遍性不行,没有普遍性不能有ideal,不能使人超出个人的生命以外,不能有交通,不能有conumon的东西。所以,普遍性一定要有。但是,讲普遍性一定要有一个如何讲普遍性的一个恰当的标准。
那个把现实差别一刀平的“普遍性”之坏是坏到家的坏。你骂自由世界的个体性,从个体性看出来那些自私,互相限制、互相冲突,你只看这一面,这一面就是罪恶。你不知道现实上尽管有这些罪恶,但它后面还是有一个普遍性设那里。所以,我说,自由世界无论怎么坏,一千个坏,一万个坏,它那个坏整个加起来也比不过你那个“普遍性”的坏,你那个虚假的普遍性是坏到家了。
你那个“天国”算甚么天国?西方人讲天国是kingdom of God,
kingdon of God是“自然王国”与“目的王国”合起来。康德整个系统就是这两个王国合成一个王国,那个王国就是kingdom of God。
这个讲法,差别性与普遍性都有了。这是正当的讲法。儒家也是这个讲法,圣人之道都是这样。十九、二十世纪的思想、尼采想要出花样。你出不了花样的。
孟子那段话说“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就是从同类相似显那个普遍性。这个普遍性不是经验的、不是归纳的。接下去“口之于味有同耆也。”那一大段是举例说明,那种“同类”就是经验的。“口之于味”、“耳之于声”、“目之于色”都是感性的,这方面所说的“相似”只是大概如此。当说义理之心的那个“同类相似”就是绝对的,那就是普遍的。“口之于味”、“耳之于声”、“目之于色”那是举例,举例跟你想要说明的东西并不是完全相似,只是帮助了解。用佛教的话说,例只是“少分相似”。所以你要了解一个道理本身,不要粘着在例子上。
譬如说,我在黑板上画一个圆圈,拿这个圆圈说明几何学上的圆,这是少分相似。几何学上的圆不是这个圆,那是画不出来的。画出来的圆是帮助你了解几何学上的圆。
你说:“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但是,有些人口味很怪,他就是讨厌易牙做的菜,他就不喜欢吃。譬如,四川菜都是辣的,我就讨厌那股辣味。那怎么办呢?这个地方你要有恰当了解。
孟子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圣人与我同是rational being,我与圣人也有相似的地方。这个相似是甚么呢?就是义理之心相似。这个时候,相似就是普遍性。严格讲,这里说“相似”就是普遍性了,并不是字面上的英文所说的like。圣人有义理之心,我也有义理之心。那么,我为甚么没有成圣人呢?因为我没有表现,没有尽其才。所以,一定要两面兼顾。
接下去说:“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做鞋的人不知道你的脚是怎么样,他造出来的是鞋,尽管人的脚有大小,但人的足形总是相同的,鞋子总不会变成筐子嘛。当然这个是大概说,足形之同与心的普遍性的那个同不一样。心的举相似所表示的“同”就是普遍性,绝对普遍,那“同”
就是同。没有折扣的。我们的足相似,这是大概说。足不但有大小的差别,也有的生五个指头,有的生六个指头,甚至有生三个指头的。但不管生多少个指头,反正都是足。这个“同”没有严格性。下面讲耳、口、目,意思与“天下之足同也。”这个例一样。
“口之于味有同耆也。”尽管各人口味不一样,但好吃的东西大家都喜欢吃嘛。这个“同”是大概,都差不多。各人口味虽有不同,但胃口还是人的胃口,与牛马不一样。人类喜欢易牙,牛马就不喜欢易牙了。孟子说:“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这个“口”不是指口形,是指我们的胃,代表尝觉。天下人之尝觉大体皆相似。
“惟耳亦然”就是说到耳也是如此。这个“惟”是“就是”的意思。“耳”代表听觉。在听觉方面,天下人对于声音皆期望于师旷。师旷是大音乐家,他演奏的音乐好听,所以,“天下期于师旷”。
“惟目亦然”就是说到目也是如此。“目”代表视觉。孟子说:“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子都是当时的天下美男子,最漂亮的人物,所以,不知子都之姣美者,那是没眼珠的人。
“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这个“同然”作何解?要注意,不要一下子滑过去。“然”是动词,肯定的意思。孟子接着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仁义礼智就是理义,也就是康德所说的moral law,moral law就是理义。
“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我也有这个“心之所同然”,他也有这个“心之所同然”,而圣人能够先把他的心表现出来。“得”就是得而有之,也就是表现出来的意思。接着说:“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这一句是比喻。理义之悦我心,就好像刍豢之悦我口。“刍”指牛羊说,“豢”指犬豕说。人都喜欢吃好东西,所以说“刍豢之悦我口。”
“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犹”是举例作比喻,不是
表示严格的相同。那么,差别在哪里呢?不同在哪里呢?“理义之悦我心”与“刍豢之悦我口”有差别呀,尽管我们可以拿这两者作一个比喻。“理义之悦我心”是理性的,“刍豢悦我口”是感性的。
“理义之悦我心”这个“心”不是心理学意义的心,而是道德的心,就等于康德所说的free will。那个“心”就是will,是理性的。那么,“理义悦心”,或者说“心悦理义”,这句话康德能讲吗?孟子能讲这句话,但在康德的系统不行呀,康德不讲这个话。他说我们的volition,我们的这个心就是不悦理义,所以,理义对于我是一个命令、强迫。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非得依照理义而行。我一听到道德律令命令我,我心中不太自在。不太自在就表示你心中不悦嘛。这样一来,道德法则与悦相冲突。悦就不是道德法则,道德法则就不能愉悦,这就坏了。这样一来,道德的实践没有力量。那么,依照无条件的命令而行的这种道德究竟有没有呢?很难嘛。这就是一个问题。你不要看这是一句普通的话,不要以为这很容易了解。康德不说这句话,就是他实践理性中的动力问题弱了,就和朱夫子一样,朱夫子也是这个问题弱。
从事实上讲,那个不悦理义的心一定是感性的心。感性的心当然不悦理义,我们现实上大都不悦理义,所以一听见别人讲道德法则,就好像孙悟空上金刚箍一样,总是不太舒服呀。但是,儒家一定要讲“心悦理义”,所以孟子下面就说:“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依照孟子,这个“有甚于生者”也是所欲。但依照康德讲,凡是所欲的,都是属于感性的,所以,在感性之外的就不能说所欲。“所欲”这个词就不能用了。
当然,你可以说“所欲有甚于生者。”这句话说得太悲凉,太英雄气了。这句话确实悲壮得很呀。譬如,文天祥说杀身成仁“甘之如饴”。杀身成仁能甘之如饴吗?这当然不是常情了。照一般的情形讲,你说我们这个心一定不悦理义,那么,道德根本不能成立。这话也不能说。所以,说“悦”与道德法则一定冲突,这很有问题。康德在这里就有这个问题,这是实践理性的动力(motive)的问题。
理性在这里,我要表现这个理性,我总要有一个力量,这就是动
力。我靠甚么力量作动力能够把这个理性表现出来呢?你光说涵养察识、后天的教育不行的,这些动力不可靠。这些动力不行的。康德的《实践理性底批判》第三章不是讲实践理性的动力吗?他一定要讲这个问题的。而且,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接触到呀。够与不够都显出来,清清楚楚摆在那里。朱夫子的那个讲法就不够呀,康德的讲法还是不够呀,佛教唯识宗的讲法还是不够呀,有问题呀。
“理义之悦我心”这句话就涵着有这个问题,你要注意。再涵有一个问题:不管说“理义悦心”,或者反过来说“心悦理义”。“心悦理义”,“心”是主词,“悦”是动词,“理义”是object,是受词。那么,理义这个object从哪里来。理义是一个object,它是不是一个extemal object呢?尽管它是我所悦的,它是一个对象,但理义不能理解为一个extemal object。理义之为对象是从内发,我所悦的就是我所立的。照康德的想法,这就是意志的立法性。假定你不了解这个意思,那么,你以为仁义礼智既然是所欲的对象,就把它看成是外面的。告子说对了。碰到这种情形,你要有一个说明。
朱夫子所说的“性即理”就是把理义说成只是客观的,都推出去了。所以,讲这种句子一定要有哲学的训练。因为孟子下面说“刍豢之悦我口”,“刍豢之悦我口”所悦的就是external。刍豢就是外在的东西嘛。但这是个例而已,只是比喻,严格讲是不同的。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感性,都是对象,但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所以要有训练,要有了解。老先生最麻烦了,老先生做一辈子八股文章也不了解这句话。因为中国人这个subject、object的关系不清楚。西方人有这种训练,他们比较容易明白,不必很了不起的汉学程度。
很久以前,我和唐先生还在新亚书院。有一个美国的年轻人专门研究孟子,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孟子。起初他到台湾请教台大的毛〔子水〕教授,台大是最高学府,他以为那里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结果是问道于盲。他问的问题很仔细。但毛教授是专门反对孔孟的,问了半天,结果他说:“算了,我也不懂孟子,你不要来问我。”你看这个台湾讲中国文化的人多可怜。那个美国人在台湾住了几个月,后来跑到我们新亚来,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天天拿着《孟子》来问,
有时候唐〔君毅〕先生给他讲,唐先生有事情的时候,我给他讲。他看得很仔细,不但看正文,小注也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这些对他陌生得很。他说:“这好得很,我们西方没有这一套。”这个年轻人回到美国,成了有名的汉学家、孟子专家。
读到“理义之悦我心”,他说:“这个观念很有意义,理义既是个object,但照孟子的想法,它又不是一个external object。我用西方的哲学可以把它表示出来。”我说:“你怎么表示呢?”他就说:“这个being从活动说。”这个讲法很对。所以,我写《心体与性体》的时候,论及孟子、陆象山就提出“即活动即存有”。我说“即活动即存有”,你们不懂,但他就懂。他就说:“理义这个地方,这个being,就是实有。但是,这个实有从哪里来呢?就从理义之心的活动呈现,这就是立法啦。所以,由客观的意思变成心所悦的,就成了一个object,但是,这个object不是extemal object。”用philosophical term表示,一句话就表示出来,而且表示得很对。
所以,这是需要讲的,你不要以为这个东西很容易了解。这不容易了解的。最后的结论是“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首先,你要分开这是一个比喻,“刍豢悦口”那是感性的,“理义悦心”是理性的。再进一步说,“理义悦心”这在康德是不能讲的,在儒家能讲。他何以能讲,这也要说明。假定理义不能悦心,理义与悦相冲突,这个道德动力不够、减杀了。真正的道德行为甚么时候有?这个问题要解答。然后再进一步说明,它所悦的就是它自己所立的。所以,我去年给你们讲康德,就是训练这些东西。先从最抽象的训练起,就是帮助你们了解孟子。《孟子》看起来不像讲康德那么费劲,但是,你要弄明白,一样要费那么大的力量。
《孟子?告子章句上》这一大段讲“同然”,“同然”就是同所肯定的。“然”作动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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