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文学成就

有副对联这样概括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立言指著书立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最高理想境界。曾国藩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包括奏稿、日记、诗文、书信、批牍、读书录，计约一千五百万字。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应是“足本”，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也是评论其文学成就的可靠资料。人们多从政治、军事、洋务等方面研究曾国藩，而对他的文学研究很少。曾国藩是晚清诗文大家，为桐城派古文中兴的关键人物，是桐城派分支湘乡派的领袖，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对近代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具体如下：

一，在继承桐城派的基础上创立湘乡派。

曾国藩初学桐城派古文﹐以为“姚先生持论闳通”﹐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在宣扬推崇姚鼐时﹐也对桐城派主张的义理﹑考据﹑词章﹐加以补充并强调了“经济”的重要。因此他编《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的缺陷﹐扩大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主张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古文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为桐城派扩展了局面。他又授意弟子黎庶昌编《续古文辞类纂》﹐包括经﹑史﹑子﹑集﹐以补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未备。黎庶昌在《目录序》中阐述了曾国藩古文理论:“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固知其与姚氏之旨合﹐而非广已于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

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不可偏废。”说明了曾国藩批判继承桐城派而自创一派的实际。晚清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雄)﹑马(司马相如)﹐专宗退之(韩愈)。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从此以曾国藩为湘乡派创始者﹐他对桐城派古文有所改革﹐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强调“经济”﹐要求应时实用﹐纠正桐城派古文日益脱离实际﹐追求清闲的倾向﹐有一定进步意义

二，阐明文学规律，丰富作文理论。

首先，强调文章要大气通达。

曾国藩强调“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最难而可贵。如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这是说文章要大气通达不可拘谨猥琐。“气”，指气势连绵。他说：“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字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字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就是讲分段既要明晰，过渡又要巧妙，全篇需气息通畅有逻辑性，我们作个形象比喻，文章书法同理，讲究一气呵成，笔断意连。大书法家怀素人称草圣，他创作时“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所写的狂草映带连绵不断，很有气势，令人拍案叫绝。我们作文章也当如此。

其二，专注偏匀，乃始成章。

曾国藩：“为文者，或无所专注，无所归宿，漫衍而不知所裁，原不能举其体，则谓之不成文。故虽长篇巨制，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谓鼻端之一笔者，譬若水之有干流，山之有主峰，画龙者之有睛。物不能两大，人不能两首，文之主意亦不能两重，专重一处，而四体偏匀，乃始成章矣。” 这段话重点讲“体”，他认为无论是长篇巨制，还是短章小品，艺术上必须是完美的有机体，好比画一个人，大而四肢全体，小而衣褶面纹，都要完整。这最主要是有明确的主题思想统帅全篇，如水有干流，山有主峰，画龙有睛，使各个部分的精神意趣皆有所归，这样的文章才有“体”，才“成章”。也就是作文章要善于突出主题谋篇布局。

其三，有情有理，顺理成章，理义不至，不如不作。

曾国落说：“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达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若平日酝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达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曰拙，所谓修辞文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必巧伪媚人矣。”这是讲“情理”与作文的关系，有作文激情，还需理由充足，才能出自然天成之文。他

说：“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是二端：曰情，曰理，二者人人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曾国藩上述论断，高屋建瓴，文章根本在顺理成章，也就解决了长期以来文章的抒情和明理之争。另外

他还将“情”与“文”的关系，分为两部分，一是“情生文”指文章产生于作者的感情，他认为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情动于中而行于言” ，“情动而词发”的意思。二是“文生情”，指文章能调动读者的感情，具有以情感人的效果，即“见文者披文以入情” 的意思。在这里，曾国藩将创作和欣赏结合在一起，对“情”，“文”二者关系说得较为透彻，表现出较高的艺术眼光。

其四，提出了文章的刚柔风格新论

风格最早出现于汉魏，刘勰的《文心雕龙》最先将风格这一概念用于文学批评，其中的“体性”篇就是专论文学风格的篇章。所谓文学风格，“就是作家创作个性与具体话语情境造成的相对稳定的整体话语特色。”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二种。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他认为天地间文章大抵不出这两种美学范畴。曾国藩在选抄《古文四象》时发现诗文“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根据邵子四象之说，他对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加以分述：“所谓四象者：识度即太阴之属，气势则太阳之属，情韵少阴之属，趣味少阳之

属。”这样，曾氏的文学风格分类就由原来的阳刚、阴柔两途，扩展到了四象。其实，在“古文四象”提出之前，曾国藩已经把其早期认可的阳刚与阴柔之美具体化为八种境界：“余昔年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并在“八美”的基础上，加以深化，提出了“十六字赞”作为“八美”的注解：

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若龙，转换无迹。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由“二途”到“八美”，进而由“八美”到“十六字赞”，再加以其同治四年六月补充的“四象”，曾国藩的文学风格刚柔论渐趋具体、明白。

其五，认为诗歌主冲淡。近人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言：“有清二百馀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诗坛地位与影响，为当时一般的文人学者所难以企及。他在诗歌方面﹐尊尚李白，杜甫，苏东坡，黄庭坚﹐自言钞古今诗十八家﹐笃守其中四家﹐即“唐之李﹑杜﹐宋之苏﹑黄”﹐ 我们分析他的诗歌，由青年崇尚阳则到晚年主张冲淡。

初入翰林，曾国藩意气风发，对前程充满信心，其诗中所言：“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小池》一诗更是踌躇满志，渴望建功立业：“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 另外“气吞云梦”的豪情壮志在其诗中也时有发露：“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刬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上述诗词如日出东方，充满朝气。

但其后期，时至暮年，清廷病入膏肓，他无力回天。出于对社会现实的失望，对人生的感悟，饱历世故的曾国藩开始把笔触转向了“冲淡”的闲适诗，他曰：“看刘文清公《清爱堂贴》，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合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期望用诗以怡情悦性，抒解胸怀，他在日记中说：“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馀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 可见，曾国藩有借诗文以达到“陶然有馀欢”的愿望，见岁月消磨了他的豪情壮志。寻求恬淡、冲融的生活，已成了他的人生目标。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成为曾国藩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由镇压太平天国时期的“时代功臣”、“盖世英雄”，沦为了卖国贼，举国欲诛。曾国藩痛定思痛，面对无奈的现实，发出了这样的慨叹：“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进而向往耕读田园的生活了。

作为官僚文人，曾国藩深受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又生活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上层，其核心思想是封建礼治，他虽不遗余力地吸收各家学说，博采众长。表现出非凡的文学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封建地主阶级文化的集大成者。

比较曾国藩和曹操，虽然都是文学大家，但区别很大。第一，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政治意愿不同。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曹操的诗词文章表达了要改变社会现状，建立象周朝那样的诸侯强国的愿望。见其《短歌行》和《龟虽寿》及《薤露行》等词。而曾国藩文词则表现出忠君卫道，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的意志。从他初期出征攻打太平军，亲拟的檄文《讨粤匪檄》中“举中国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也。。。。。。”的誓言和他“树德追孔孟，拯时俪葛亮”“犹当下弱郭与李，手提两京还天子” 的诗句， 足见其要遵崇孔孟，做郭子仪和李泌，忠君卫道护国。第二，同为将相式的政治人物，他俩文学作品关注的对象却不同。曹操不仅关注一统天下，也关注民间疾苦。身居届堂之上则忧其民。重视国家社会和大众，从其《度关山》中“天地间，人为贵。”《蒿里行》中“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可以为证。曾国藩则重视自我自身，小我小家。他的家书讲的大都是家人家事，如何修身持家教子，保持曾家昌盛。他的诗词对联不少是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圈子文学，少见有反映民众关注民间疾苦的文章。更无“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这类诗词。第三，文章的气势不同。尽管曾国藩强调“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

伟最难而可贵。”但是，文章气势与作者的性格气度政治抱负有关，一个处处谨小慎微的人是写不出豪放诗文来的。一个没有王者气象缺少改革社会的抱负之人，不可能写出象曹操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和毛泽东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样大气磅礴的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