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翻译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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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翻译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湖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叶玲

【摘要】《圣经》是西方世界中一部力作，而《圣经》翻译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举足轻重。《圣经》翻译都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意译有机结合的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争执和演变，揭示了与语言和文化紧密联系而又超越不同语言和文化系统差别的翻译的本质问题和基本规律。【关键词】《圣经》 西方翻译理论 直译 意译一、引言被尊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印刷出版、被翻译过最多的书籍，也是世界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通过翻译，《圣经》给西方各国的语言、文学、文化、艺术、宗教产生了无法比拟的影响。麦克非(Cleland

)在《最伟大的英国古典文学》(The Greatest English

Classics)一书中写道：“假如每一个大城市中的《圣经》都被摧毁了，单单由各城市公共图书馆的书架，收集其他书中所引用过的《圣经》字句，我们仍可以把《圣经》的主要部分重新拼凑起来。”差不多所有伟大的作家们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论及圣经对他们的影响。当然，《圣经》翻译对西方翻译理论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二、《圣经》翻译的历史根据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定义，他将《圣经》翻译史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200年至公元700年)；宗教改革时期(十六至十七世纪)；近现代时期(主要是十九至二十世纪，又被称为“传教士世纪”)。1.希腊罗马时期。西方最早的译作之一是公元前2世纪用希腊语从希伯来语翻译过来的《七十二子圣经》(Septuagint)，又名《旧约圣经》。在希腊罗马时期，一些《新约圣经》部分也被翻译成拉丁语。后来，《圣经》也被翻译成了其他中东国家的语言，如叙利亚语，科普特语(两种不同的方言)，亚美利亚语，乔治亚语，埃塞俄比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哥特语。古拉丁文版的《新约圣经》在翻译上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直到公元4世纪末，杰罗姆()将其进行了修改，也就是现在著名的《通俗本圣经》(Vulgate)。后来，他又在公元406年完成了将希伯来语本《圣经》和续经翻译成拉丁文的工作。杰罗姆对西方翻译理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他所主张的“意义高于形式”。2005)Therefore,advertising for products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art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so does advertising

r’s Skopos theory has been proved to be

an effective theory to explain utterance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 but also to varied areas such as advertising light of Skopos theory,a coupl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a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is put strategies

include literal translation,free translation,structure-borrowing

translation, these translations strategies achieve the

persuasive function of ads.2.宗教改革时期。在宗教改革时期，《圣经》被翻译成欧洲各个民族的语言，其中对翻译理论做出最大贡献的要数路德(Martin Luther)了。在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圣经》翻译家是为翻译而献身的英国人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16至17世纪最有名的三部《圣经》——《日内瓦圣经》(Genva

Bible)、《杜埃-海姆斯版圣经》( The Douay-Rheims Bible)和《钦定本圣经》(King James Version)。《杜埃-海姆斯版圣经》是第一本天主教圣经，它的翻译是为了与广为民间使用的《日内瓦圣经》相抗衡。罗马天主教以杰罗姆的拉丁文《圣经》版本作为依据，着手翻译英文《圣经》。《杜埃-海姆斯版圣经》翻译所使用的语法较拉丁化，而且拉丁语词汇较多。从这三本圣经中都可以找到廷代尔翻译《圣经》的痕迹。3.近现代时期。近现代《圣经》翻译主要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量《圣经》译作修订出版，并被翻译成欧洲各个民族的语言，该阶段的成果主要得益于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对《圣经》手稿的研究。第二阶段，大批传教士将《圣经》引入“第三世界”国家。第一阶段的主要贡献有：《英语修订版圣经》(1885)、《美国标准版圣经》(1901)、《修订版标准圣经》(1952)和《新修订版标准圣经》(1989)。英语中另外两个重大贡献是基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翻译的《新美语圣经》(1970)和《新英语圣经》(1970)。第二阶段有大批传教士将《圣经》翻译作多国语言并引入其他国家，即所谓的“信仰使命”。三、《圣经》翻译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从纪元初期直到今天，《圣经》翻译从未停止过，他所涉及的语种范围、译本种数以及译本的使用频率等，都是任何其他作品的翻译所不能比拟的。可见，《圣经》翻译在西方翻译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而圣经翻译理论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也可想而知。作者认为，从翻译发展史角度来看，《圣经》翻译应视为西方翻译最初源头，圣经翻译理论则为西方翻译理论逐步发展成熟的原始依据。据《西方翻译简史》，从广义上讲，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而从事圣经翻译最早的，并以其理论著称于早期宗教界，包括圣经翻译界，应数裴洛•犹达欧斯。他对翻译问题的阐述大致是：圣Reference：[1]ation and Translating:Theory and Practice[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32.[2]Nida, Eugene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5.[3]杜争鸣.翻译策略与文化—英汉互译技巧详解[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4]刘重德.英汉语比较与翻译[M].上海外语出版教育社,2006.作者简介：张海强，(1987.10—)，男，汉族，广东雷州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口笔译，英语语言文学。 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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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翻译是神圣的，译者单凭精通两种语言而无神的感召，便不能从事翻译。当时裴洛的理论被不少人奉为圣经翻译的准绳，圣经翻译坚持“ 受上帝的感召”、采取直译死译的作法也盛行一时。裴洛把译者变成一种“ 听写工具”，完全剥夺了译者的自主权。然而，无论译者在圣经翻译时受到上帝多大的感召，动笔时却还得由译者来选词造句，难免会出现主观随意的问题。古罗马后期，在神学家杰罗姆的竭力主张下，圣经翻译的做法有了很大的改观。在杰罗姆看来，虽然《七十子希腊文本》的译者“ 受上帝的感召”，在用词方面是不会有什么上帝的感召的，译者应当按照译文语言的特点移植原文的风格。杰罗姆既是出色的翻译家，又是颇有见地的翻译理论家。他的理论可归纳为：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而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而且应当采取易于理解的风格转达原作的意思。但在圣经翻译中，则不能一概采用意译，而主要采用直译。正确的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杰罗姆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对后世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提出的许多概念也得到继承。

由于西塞罗是第一个明确提出“ 直译”和“ 意译”的翻译方法论的人，许多西方翻译理论的书籍都把公元前46年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哲人西塞罗作为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其实，在西塞罗之前从事圣经翻译的神学家们，都在各自翻译的圣经序言或跋中论及过翻译的忠实性问题。只是西塞罗首次提出了关于“ 不要逐字翻译”的理论，并把翻译分为：作为“ 解释员”的翻译和作为“ 演说家”的翻译，即“ 直译”与“ 意译”两种基本的译法，从而开拓了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西塞罗以后，西方翻译理论家便围绕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追根逐源，圣经翻译开启了直译、意译之河，而西方译学理论也就围绕着这一线路，结合不同理论逐步发展成熟起来。西塞罗翻译理论大致有以下一些要点：1.译者在翻译中应象演说家那样，使用符合古罗马语言习惯的语言来表达外来作品的内容，以吸引和打动读者、听众的感情。2.直译是缺乏技巧的表现。应当避免逐字死译，翻译应保留的是词语最内层的东西，即意思。译者的责任是给读者“称”出原词的“重量”而不是“算出”原词的“数量”。3.翻译也是文学创作，任何翻译狄摩西尼的人都必须自己也是狄摩西尼式的人物。4.声音与意思自然相联，或者说词与词义在功能上不可分割，这是语言的普遍现象，而由于修辞手段以这种词与词义的自然联系为基础，因此各种语言的修辞手段彼此有相通之处。这就说明，翻译可以做到风格对等。自西塞罗提出所谓“ 解释员”式翻译与“ 演说员”翻译，即“ 直译”与“ 意译”的两种基本译法，确定了后世探讨翻译的方向，影响到贺拉斯、昆体良、杰罗姆、路德、泰特勒、施莱尔马赫、列维、加切奇拉泽等人。被誉为西方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的杰罗姆完成了第一部“标准”拉丁语《圣经》的翻译工作，他提出的翻译理论也紧紧围绕直译和意译的主题进行阐述：首先强调各种语言的形式差异，主张翻译应忠实于原作的内容，但允许一定程度地偏离语言形式和更改词汇。其次，杰罗姆指出宗教翻译和文学翻译应区别对待，宗教翻译应主要采用直译，而文学翻译则可以采取意译的方法。第三，否认《圣经》翻译中存在着“上帝的感召力”。在翻译中他敢于对《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进行增补、删改和修正；提出对《圣经》的正确理解应依靠广博的知识和熟练的语言能力。此外，杰罗姆还率先提出翻译创造论，认为译者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优秀的译文完全可以和原作媲美。昆体良继承了西塞罗“ 翻译也是文学创作”的观点，在《演说术原理》一书中明确提出“ 与原作竞争”之说。他指出“：我所说的翻译，并不仅仅指意译，而且还指在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这就是说，翻译也是创作，这种创作必须与原作媲美，译作应力争超过原作。之后，无论是法国多雷的“ 翻译五原则”、17至19世纪法国巴托的“ 准确翻译”论、英国德莱顿的“ 翻译三分法”、泰特勒的“ 翻译之原则”、德国施莱尔马赫的“ 翻译区分论”、洪堡的“ 语言哲学观”和“ 可译与不可译”理论，还是20世纪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法国的穆南等的翻译语言学理论、美国雅可布逊的“ 翻译三类分”理论、苏联列维、加切奇拉泽的文艺翻译理论、法国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的“ 释意”理论、美国奈达的等效论和“ 交际”理论等等，尽管表达术语不一，但其实质都论及翻译根本原则，也就是如何处理原文和译文的关系问题。四、小结自《圣经》翻译开启直译、意译之河以来，西方翻译理论虽经历了语文学、语言学、符号学、阐释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融洗礼，但始终没有脱离对直译意译方法论的阐释和变通。之所以直译和意译之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存在，是因为译者们没有意识到形式、内容、风格在特定语言和文化系统中的统一和在不同文化、语言系统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矛盾。或者说意识到了但还找不到解决的具体办法，因而把翻译的艺术性和科学性分裂开来，体现在翻译方法上则是直译与意译的对立。当翻译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译者们掌握了翻译的这些基本规律之后，就不再执著于直译、意译之争，而是把他们当作互补的翻译方法灵活使用，力求取得译文与原文在形式、内容和风格方面的全面忠实，达到翻译的理想标准。然而，就像哲罗姆认为区分文学翻译用意译、《圣经》翻译用直译一样，具体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又随着翻译目的、翻译类型和翻译文本的不同而体现出多样性。参考文献：[1]Baker,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Z].NewYork and London,1998:22-23.[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3]刘俊.圣经翻译史[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8(10).[4]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5]申雨平.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6]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7]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8]王军.中国佛经翻译和西方《圣经》翻译的启示[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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