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的观察与反思

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的观察与反思

作者：谢书缘 冀开运

来源：《西部学刊》2022年第07期

摘要：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外有美国制裁，内有经济下滑的困难局面。通过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的观察，发现伊斯兰革命政权建设稳定有余，发展不足;外交建设信念有余，灵活不足;经济建设韧性有余，活力不足;双重民族心理守成有余，进取不足。反思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目前处于“国家管理”阶段，即以伊斯兰革命政权的秩序和利益——稳定为出发点。未来伊斯兰革命政权的走向，取决于对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把握，和对国家治理体系重心的调整，以及对合法性来源变化的选择。在此背景下，深化伊中关系和加强伊中合作有望给伊朗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机遇。

关键词：新冠疫情;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

中图分类号：D73/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7-0033-0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简称伊朗）位于西亚，属中东国家，国土面积约164.5万平方公里，人口8165万（2019年12月），是具有四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史称波斯。1978年至1979年，霍梅尼领导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共和国。1979年12月颁布第一部宪法，规定伊朗实行政教合一制度。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经济以石油开采业为主，为世界石油天然气大国，石油出口是经济命脉，石油生产能力和石油出口量分别位于世界第四位和第二位。本文现就伊朗伊斯兰政权的特征、现状等作一探讨。

一、政权建设稳定有余，发展不足

政体合法性来源有三个理想类型：意识形态、绩效和选举程序。意识形态合法性是指民众对政治统治意识形态的认同，如伊朗政权的宗教性;绩效合法性是指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主要为经济发展和福利保障，这也是伊朗近年来被民众诟病之处——经济发展缓慢，民生问题突出;程序合法性是指国民对国家最高统治者产生程序的认同。

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是什叶派伊斯兰教政治化的产物，1979年12月生效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使得伊朗成为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制政体兼有法基赫制度——教法学家管理、监护国家和民主潮流的共和主义，维持着宗教传统与现实政治的动态平衡，因此政治稳定性较高。

近年来，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持续实施严厉的制裁，伊朗面临着经济发展不理想，绩效合法性有所欠缺的境况。伊斯兰革命卫队正通过其控制的812家公司和基金会、慈善机构等推动底层的伊斯兰化，以求弥补绩效合法性的欠缺。伊斯兰化对伊朗有双重影响：一方

面能够强化底层民众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另一方面狂热的宗教氛围会导致宗教认同高于国家认同，造成信仰大于政令、教法大于国法的局面。这一问题在新冠疫情期间尤为突出——尽管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多次出面为疫情定调，号召公众积极应对疫情，宗教上层也多次颁布教法裁决，但宗教人士的命令并未发挥与其统治地位相符的作用。

不仅如此，新冠疫情期间伊朗政坛各派矛盾重重。就封城一事而言，相隔几天的政策前后矛盾，总统和地方领导的决策不一，国家意志难以落实，导致伊朗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受损。伊朗外长扎里夫的通话录音揭露了革命卫队和外交部的分歧，这不仅是政治派别的矛盾，一定程度上更是伊朗社会分歧的体现——在解决民生问题遥遥无期的情况下，革命卫队能通过输出意识形态获取支持，因此伊朗底层民众的英雄是苏莱曼尼，而扎里夫和中上层民众所希望的“正常国家”对他们来说仍较为遥远。

随着伊斯兰革命的降温，伊朗逐渐意识到宗教并不能解决经济问题与民生问题，必须更加灵活地使用宗教影响力，在不危及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前提下适应世俗化进程，为经济发展带来活力，同时既要避免牺牲民生换取宗教狂热，也要防止二元合法性的崩塌——避免去伊斯兰化带来的政权危机。伊朗急需政治强人来弥合政治分歧并强化政权的合法性，新总统莱希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革命卫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意识形态上无可指摘，因此他更有希望团结意识形态上可靠的人士，带领伊斯兰革命政权在经济领域实施变革。随着伊中二十五年全面合作协议的签署和落实，伊中关系更加亲近，在给双方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以推动伊斯兰革命政权强化绩效合法性，以发展促团结，完善政权建设。

二、外交建设信念有余，灵活不足

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长期秉持“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准则，在国际上高举“反美”大旗，这一定程度造成了在国际社会的孤立，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持续地制裁和新冠疫情更加剧了伊朗的孤立局面。

当前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伊美关系仍处于伊朗外交的首位，美国以伊朗核问题为理由，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这使得伊朗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抗击新冠疫情变得极为艰难。美国制裁直接阻碍着国际社会与伊朗的经贸往来，特别是药品及医疗器材等的进口。自2018年美国恢复对伊制裁后，伊朗进口药品金额持续下降，从2018年的7.15亿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6.54亿美元，再到2020年的5.82亿美元。美国對伊朗的制裁使得其购买医疗物资格外困难，伊朗外长扎里夫称美国的行为是“经济恐怖主义”。美国还通过操控国际组织来阻碍伊朗获取国际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抗疫贷款伊朗分文未得。伊朗经济本就面临高失业、高通胀、低增长的三重困境，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制裁加剧了伊朗外汇短缺、本币贬值、通胀加剧、高失业率等问题。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艰难的国内形势，伊朗各方外交理念的分歧渐趋明显。以扎里夫为首的外交部希望通过平和的外交手段一改伊朗在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可怕面貌，前总统哈塔米也

曾提出“文明对话”，旨在淡化外交中的意识形态。革命卫队则希望通过输出武力和意识形态为伊朗建构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并拓展伊朗的安全空间和势力范围——什叶派之弧。革命卫队的行为是“只要伊斯兰”外交思想的延续，扎里夫认为革命卫队牺牲外交成果为军事领域服务，伊朗为军事付出的外交代价，要比军事为外交创造的成果更多——美国将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在外交上美国更有理由向伊朗施压;经济上，军费开支占比增加，影响了民生领域的投入。

伊朗见缝插针的务实外交政策建构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能够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和共同利益的驱动下与俄罗斯等国展开合作。美国制裁和新冠疫情是促使伊朗更加重视东向外交的重要原因，与中国的合作是伊朗提振经济和拓展外交的一个重要契机。在现有国际秩序之下，伊朗难以独自消解制裁带来的不利影响，深化与中国的合作，可以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平等、独立的贸易窗口和改变国际形象的外交机会。这使得伊朗的外交可以更加“灵活”——倒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必要性降低，规避因为亲美而产生的民意波动，可以继续挥舞苏莱曼尼的大旗团结底层人民，同时依靠中国来务实发展提振经济，逐步淡伊斯兰化，向扎里夫所说的“正常”国家迈进。

三、经济建设韧性有余，活力不足

从霍梅尼时代的“伊斯兰化”，到后霍梅尼时代的有限自由化，再到哈梅内伊提出的“抵抗型经济”，伊朗经济政策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目的在于实现经济的独立自主，抗衡国际制裁，保卫伊朗不受外部势力干涉。从经济指标来看，伊朗经济在新冠疫情期间有一定发展。20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1年伊朗实际GDP增长3.2%，伊朗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较2019年的-7.6%有所改善，预计2021年伊朗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1%。实际上，伊朗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662%，较预测的-6%有较大的提升，但制裁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仍不容小觑。

美国的制裁沉重打击了伊朗最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石油出口，使石油出口量从2018年的每天184万桶，降至2019年的每天65万桶;2018年伊朗石油出口总额为605亿美元，2019年降至192.3亿美元，同比下滑67%。伊朗前总统鲁哈尼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给伊朗造成了约2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伊朗近年来大力发展旅游业，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2019年伊朗旅游业增长率同比增加30%，旅游业产值达118亿美元。但新冠疫情重创旅游业的经济成果，从新冠疫情暴发到2020年9月，伊朗接待的国际游客数量平均减少了72%，旅游业损失了120万亿里亚尔，约合4.9亿美元。

制裁和疫情严重影响了伊朗的民生。伊朗制造业發展有限，日用品、食品、药品等需大量进口，制裁阻碍了伊朗的进口贸易和外国投资，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伊朗共批准外来投资9.1亿美元，比上一年度的23.6亿美元下降了67.4%。伊朗本土企业无法填补外资撤退留下的空白，加剧了制造业发展的困境和商品的短缺，引发物价进一步上涨。再加上外汇短缺，里亚尔贬值，通货膨胀问题愈演愈烈，当前年均通胀率达到了38.9%，2021年3月21日至4

月20日的通货膨胀率同比去年为49.5%，房价、物价飞涨。尽管经济指标有所上涨，伊朗的民生水平却并未提升。

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是迈向大国的必经之路，伊朗的国有经济是伊斯兰革命政权能够抵御风险的屏障，但同时也需要保障其他所有制经济的活力，使人民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从宏观上看，伊朗经济展现了非凡的韧性，但问题也很明显：国民经济高度依赖石油产业，经济多元化发展有限，且经济发展深受政治二元合法性的影响。近年来，中国是伊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中伊二十五年全面合作协议的签署，中国将加大对伊朗基建投资，两国贸易尤其是石油交易用人民币结算，伊朗将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与中国更深层次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会为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与活力。

四、双重民族心理守成有余，进取不足

伊朗有着悠久的辉煌古代历史，也有饱受西方侵略的近代史。波斯帝国是伊朗人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尊心的来源，历史上什叶派相对于逊尼派的弱势和欧美在近代的侵略殖民，塑造了伊朗的受害者思维。

大国心态让伊朗对发展军事力量和参与国际事务有着高度热情，受害者思维让伊朗往往不能客观判断外部局势，过度解读外部势力对伊朗的威胁，双重民族心理使得伊朗错估自身实力。伊朗极力在波斯湾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就扶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各种什叶派武装，谋求建立“什叶派之弧”，革命卫队广泛参与境外活动，以“地区支配者”自居。伊朗不愿国际社会将其视为弱者，在军事上表现为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对抗和对浓缩铀—核武器的追求，在政治和经济上表现为“伊斯兰化”，谋求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人种为雅利安人，宗教为什叶派的伊朗，在西亚伊斯兰世界显得较为孤立，十分希望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可和接纳，但换来的却是制裁和封锁，这种落差感加剧了伊朗对现有国际体系的反感和对新国际体系的追求。伊朗疫情初期，革命卫队将军萨拉米表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美国生物战的产物”，这种解读正是双重民族心理和伊朗与欧美关系的共同造物。

中国作为与伊朗拥有相似历史的国家，近代的屈辱史让中国能够理解伊朗的受害者心理，辉煌的古代史让中伊双方拥有奋进的雄心。尽管中国和伊朗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截然不同，但中伊双方有成为良好伙伴的基础：有紧密合作的现实契机和历史图景，且没有实质的利益冲突。客观认识历史和现实，调整民族心理，着眼于现实发展，正视自身，平视世界，将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转移到发展上来，是伊朗面临的重要课题。伊朗所希望的是平等与独立，中伊合作恰好提供了着眼于未来共同发展这样的机会。

五、国家治理视角下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的思考

伊朗目前处于“国家管理”阶段，即以伊斯兰革命政权的秩序和利益——稳定为出发点。包括革命卫队在内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命令和服从的形式控制着伊朗社会，其政权建设、外交策略和经济体系都服务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

伊朗现在正处于两难的境地：当前的综合国力尚不能向“国家治理”阶段过渡，难以从伊朗人民利益出发，以法治为基础与市场、社会形成良性互动，通过发展经济和提升民生水平来塑造合法性。同时，“国家管理”阶段的政府权威和执行力未能得到有效保障，省级及以下的行政管理以“地方议会”的形式进行，分散了“国家管理”的效力，“国家管理”的局面正遭受内部政治势力的冲击。伊朗应当发挥出自身制度的优越性，以民主性的政党政治团结社会力量，以宗教性的革命卫队保障国家权威，兼顾韧性和弹性，提升执行力，强化合法性，逐步由“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过渡。

伊朗见缝插针的务实外交政策建构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能够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和共同利益的驱动下与俄罗斯等国展开合作。美国制裁和新冠疫情是促使伊朗更加重视东向外交的重要原因，与中国的合作是伊朗提振经济和拓展外交的一个重要契机。在现有国际秩序之下，伊朗难以独自消解制裁带来的不利影响，深化与中国的合作，可以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平等、独立的贸易窗口和改变国际形象的外交机会。这使得伊朗的外交可以更加“灵活”——倒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必要性降低，规避因为亲美而产生的民意波动，可以继续挥舞苏莱曼尼的大旗团结底层人民，同时依靠中国来务实发展提振经济，逐步淡伊斯兰化，向扎里夫所说的“正常”国家迈进。

三、经济建设韧性有余，活力不足

从霍梅尼时代的“伊斯兰化”，到后霍梅尼时代的有限自由化，再到哈梅内伊提出的“抵抗型经济”，伊朗经济政策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目的在于实现经济的独立自主，抗衡国际制裁，保卫伊朗不受外部势力干涉。从经济指标来看，伊朗经济在新冠疫情期间有一定发展。20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1年伊朗实际GDP增长3.2%，伊朗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较2019年的-7.6%有所改善，预计2021年伊朗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1%。实际上，伊朗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662%，较预测的-6%有较大的提升，但制裁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仍不容小觑。

美国的制裁沉重打击了伊朗最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石油出口，使石油出口量从2018年的每天184万桶，降至2019年的每天65万桶;2018年伊朗石油出口总额为605亿美元，2019年降至192.3亿美元，同比下滑67%。伊朗前总统鲁哈尼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给伊朗造成了约2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伊朗近年来大力发展旅游业，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2019年伊朗旅游业增长率同比增加30%，旅游业产值达118亿美元。但新冠疫情重创旅游业的经济成果，从新冠疫情暴发到2020年9月，伊朗接待的国际游客数量平均减少了72%，旅游业损失了120万亿里亚尔，约合4.9亿美元。

制裁和疫情严重影响了伊朗的民生。伊朗制造业发展有限，日用品、食品、药品等需大量进口，制裁阻碍了伊朗的进口贸易和外国投资，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伊朗共批准外来投资9.1亿美元，比上一年度的23.6亿美元下降了67.4%。伊朗本土企业无法填补外资撤退留下的空白，加剧了制造业发展的困境和商品的短缺，引发物价进一步上涨。再加上外汇短缺，里亚尔贬值，通货膨胀问题愈演愈烈，当前年均通胀率达到了38.9%，2021年3月21日至4月20日的通货膨胀率同比去年为49.5%，房价、物价飞涨。尽管经济指标有所上涨，伊朗的民生水平却并未提升。

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是迈向大国的必经之路，伊朗的国有经济是伊斯兰革命政权能够抵御风险的屏障，但同时也需要保障其他所有制经济的活力，使人民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从宏观上看，伊朗经济展现了非凡的韧性，但问题也很明显：国民经济高度依赖石油产业，经济多元化发展有限，且经济发展深受政治二元合法性的影响。近年来，中国是伊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中伊二十五年全面合作协议的签署，中国将加大对伊朗基建投资，两国贸易尤其是石油交易用人民币结算，伊朗将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与中国更深层次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会为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与活力。

四、双重民族心理守成有余，进取不足

伊朗有着悠久的辉煌古代历史，也有饱受西方侵略的近代史。波斯帝国是伊朗人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尊心的来源，历史上什叶派相对于逊尼派的弱势和欧美在近代的侵略殖民，塑造了伊朗的受害者思维。

大国心态让伊朗对发展军事力量和参与国际事务有着高度热情，受害者思维让伊朗往往不能客观判断外部局势，过度解读外部势力对伊朗的威胁，双重民族心理使得伊朗错估自身实力。伊朗极力在波斯湾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就扶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各种什叶派武装，谋求建立“什叶派之弧”，革命卫队广泛参与境外活动，以“地区支配者”自居。伊朗不愿国际社会将其视为弱者，在军事上表现为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对抗和对浓缩铀—核武器的追求，在政治和经济上表现为“伊斯兰化”，谋求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人种为雅利安人，宗教为什叶派的伊朗，在西亚伊斯兰世界显得较为孤立，十分希望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可和接纳，但换来的却是制裁和封锁，这种落差感加剧了伊朗对现有国际体系的反感和对新国际体系的追求。伊朗疫情初期，革命卫队将军萨拉米表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美国生物战的产物”，这种解读正是双重民族心理和伊朗与欧美关系的共同造物。

中国作为与伊朗拥有相似历史的国家，近代的屈辱史让中国能够理解伊朗的受害者心理，輝煌的古代史让中伊双方拥有奋进的雄心。尽管中国和伊朗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截然不同，但中伊双方有成为良好伙伴的基础：有紧密合作的现实契机和历史图景，且没有实质的利益冲突。客观认识历史和现实，调整民族心理，着眼于现实发展，正视自身，平视世界，将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转移到发展上来，是伊朗面临的重要课题。伊朗所希望的是平等与独立，中伊合作恰好提供了着眼于未来共同发展这样的机会。

五、国家治理视角下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的思考

伊朗目前处于“国家管理”阶段，即以伊斯兰革命政权的秩序和利益——稳定为出发点。包括革命卫队在内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命令和服从的形式控制着伊朗社会，其政权建设、外交策略和经济体系都服务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

伊朗现在正处于两难的境地：当前的综合国力尚不能向“国家治理”阶段过渡，难以从伊朗人民利益出发，以法治为基础与市场、社会形成良性互动，通过发展经济和提升民生水平来塑造合法性。同时，“国家管理”阶段的政府权威和执行力未能得到有效保障，省级及以下的行政管理以“地方议会”的形式进行，分散了“国家管理”的效力，“国家管理”的局面正遭受内部政治势力的冲击。伊朗应当发挥出自身制度的优越性，以民主性的政党政治团结社会力量，以宗教性的革命卫队保障国家权威，兼顾韧性和弹性，提升执行力，强化合法性，逐步由“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过渡。